世界尽头

2009-10-11

韩熙载家的晚餐（九） - [流水·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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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前一篇就古画悬疑之七：此画爱国絮叨的了半天，但malingcat有一点是对的，讨论《韩熙载夜宴图》的是非对错应该慎重，一个结论要多方引证，而不能因一条孤证便想当然。

　　最近在故宫博物院官方网站看到了一篇关于《韩熙载夜宴图》的论文，个人觉得，这篇论文比之前在网上读到的若干言论要翔实可靠，大部分观点我也非常赞同，尤其是绘画与历史的关系，还有题跋对年代判研的影响。

如：

　　……文物是历史文化发展的轨迹，以历史题材为内容的人物画，必然会或多或少的反射出作者所处时代的文化特征。古代画家在描绘先朝史实时，不可能像今天的画家那样，有条件借助社会的力量，将有关的出土文物、图片资料和历史文献等作为历史画的背景材料，而往往以所处时代的文物典章和仪规等来弥补对先朝的感性认识。唐代张彦远曾批评当时历史人物画中混乱的衣冠习俗：“如吴道玄画仲由，便戴木剑，阎令公画昭君，已着帏帽，恕不知木剑创于晋代，帏帽兴与国朝。……详辨古今之物，商较土风之宜，指事绘形，可验时代。”因此，《韩》卷的作者也不例外，画中的文物典章制度绝非通常所认为的是五代南唐的特色，它汇集了唐朝、五代和两宋的文化因素，有许多方面与南唐遗存的文化特色大相径庭。

……

　　其实，作者姓名很可能就在引首的一段佚名题文里。全文已剩半截，根据自据推算，大约少了十六字，只余二十字，联系上下文可蠡测为：“熙载风流清〇〇〇〇〇（缺字约论及韩氏风流倜傥的个性和仕奉南唐之事）为天官侍郎以〇〇〇〇〇（缺字月论及韩公夜宴之事）修为时论所诮〇〇〇〇〇〇著此图。”“著”字前应是某画家的官职和名字才合乎情理，题文的笔法得益于东晋二王和北宋苏轼，仿南宋高宗的书风，约出自南宋人之手。笔者以为，题文被人为的截去有作者姓名的下半部分，又将末行行首之字致残，其用意极可能是后人出于商业目的，假充顾闳中之迹，以求善价。这一行径大致做于元代前期，否则元以后的题文不会不涉及本幅的作者。

　　更值得深思的是，元代的班惟志、明清之际的王铎等人的数段跋文并未作出此画系顾闳中笔的结论，王铎只是说“画法本唐人，略无后来笔。”说的是有关画风的问题。一些绘画著录家亦十分审慎。清代孙承泽《庚子销夏记》卷八和顾复《平生壮观》卷六都未把《韩》卷列在顾闳中的名下。甚至一向跋扈的乾隆皇帝在卷首的题记里紧紧引用顾闳中曾奉旨作画的典故，并为直截了当地判断此图的作者。乾隆皇帝含混的态度使《石渠宝笈初编》的编辑者在卷七误将《韩》卷的作者定位“五代顾闳中”，其文献依据只能是北宋《宣和画谱》卷七录有顾闳中《韩喜在夜宴图》，并参照了汤垕的鉴定结论，直接依据大概是画中钤有清康熙年间宋荦的坚定印：“商丘宋荦定真迹”。然而，宋荦并未就此题写鉴语，在尚未考订出此卷的年代、作者时，这种“真迹”的结论是十分空泛的。也就是说从这部《石渠宝笈初编》开始，顾闳中“正式”成了《韩》卷的作者，并一直流传至今。

　　真正的作者是晚于顾闳中三百年的南宋画家，据作者对上层社会丰富的形象认识，极有可能是画院高手。……

　　阅读全文请点击《韩熙载夜宴图》卷年代考——兼探早期人物画的鉴定方法　余辉　《故宫博物院院刊》1993年4期

　　毕竟是专业人士发表在专业刊物上的专业文章，不是我等寻常百姓的土法考据可以企及的。不过，对余研究员的观点我还是只能说大部分赞同，因为在读到这篇论文之前，文中提到的各种论据大多我也都在网上看到过，尤其是那些壁画、泥塑、画卷的细节更是反反复复的琢磨过，所以对文章中的几点还是有些个人理解：

1、P43“叉手礼”被认为宋代始，可被作者确认为五代真迹的《重屏会棋图》中最右侧的童子行的也是叉手礼，我反复辨认，并未觉得两者有何区别，不知为何作者视而不见

2、P44所谓“屏额”，是指屏风的边框还是底座横梁？作者对画中的屏风归类太过笼统，忽略了屏风形制中自相矛盾的地方，所举例证也与画中屏风形制不符（详细分析在韩熙载家的晚餐七）

3、P47衣架的形制，虽是宋制，但听乐中的双层衣架在历朝历代的文物中却从未出现过（以后会另开篇详说）

　　当然这些细节并不影响余晖对《韩熙载夜宴图》年代断定结论的正确性，但我却不能不对这些细节纠缠不休，因为正是这些细节，尤其是后两点的存在直接影响我们诸多猜想的核心问题——《韩熙载夜宴图》曾被拼接修改的可能性。